蒋介石本人的性格,是儒家教育底子外加明治时期军官教育养成的,具有浓厚的大家长性格和仇恨白人帝国主义色彩,此时台湾却被美国视为被监护人和被保护人,现实与性格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无疑会擦出很多火花。但毕竟形势比人强,比起大陆时代,蒋介石收敛了很多脾气,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日记中发泄对美国的不满。
20世纪50年代初,当蒋介石听说美国正在与日本、菲律宾、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谈判安全条约,却舍下自己时,觉得“有如恶梦初醒”,在日记中记下:“严防美艾、马(即艾奇逊、马歇尔)对华革命力量根本铲除,则不惟不能侵占殖民地,控制黄种之狂妄野心。”他还认为,华盛顿通过承诺对台军援“使我内溃自乱”,认为美国人用心极为恶毒、卑鄙。
20世纪60年代初,再度来访台湾的尼克松发现,自命为长者的蒋介石不吝于与其分享一点经验,告诫他如果不入侵北越,就绝不可能胜利。蒋介石嘲笑美国战略,指出“发展经济可以战胜共产主义是一种大家所熟悉的谬论,只有子弹才能真正打败他们”。1961年在《反省录》中,他写下“因受美国欺诈”“失却五月间决定反攻之时机”。1964年1月29日的日记中写下:“忽想美国对我反攻行动无从谈起,以美只知损人利己,决不为他人利害有所计及或动心也。”1969年7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下:“跟美员说实话,无异对牛弹琴。”
1961年10月,中印武装冲突爆发。就在这一年,蒋介石决心趁着大陆三年困难时期,发起反攻攻势。如发表《告中共陆海空各级干部书》,通过“光复大陆指导纲领”等。蒋介石在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下:“本周印度军队向共军攻击,据印自报,激战后逐退共匪数里,20日共匪新华社宣布中印边境与东西区皆正在激战中,并且自称共匪受伤甚重,其意在对印度发动最后报复行动也。此战双方虽皆有伤亡,但决无结果,最后仍拖延乎。惟‘泥黑路’(即尼赫鲁)小丑无耻,说不定从此屈服于匪共也。”但蒋介石对中印边境战争的关注,也只是从台湾的角度出发,并未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多大影响。蒋介石在当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俄共又称米格21代机仍于本月开始对印度交货,此一消息殊堪注意。其或对匪共亦已允许其供给同式飞机乎? 此事对印度影响实不及对匪共之大也。如匪共果有该式飞机,则对我将来作战之关系颇大也,不可不早作准备。”
尽管美国国务院发表了支持麦克马洪线的言论,但台湾也只是温和提出了抗议,并通知各驻外部门,要求“不发表讥嘲印度及尼赫鲁之言论;不主动讨论‘麦克马洪线’问题,如被询及,始说明我不承认之一贯立场”,并“希望印度认清匪印战争乃印度反抗共产帝国主义之斗争,而非中印两民族间之战争”。甚至对印巴争端,表示在红色阵营面前,“自由国家必须清除矛盾,促成反共团结”。
蒋介石并未相信中苏就中印边境冲突存在分歧,认为大陆的行动是受苏联指使,他在日记中写道:大陆宣布自动撤退至1959年双方实际控制线,“此乃为共产国际行动最大之转变”,可以说,对于中印边境冲突,蒋介石基本保持了“隔岸观火”的心态。(文|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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