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会战。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此战，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中国军队的大量得以保存，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是怎么回事
1937年淞沪抗战和南京守卫战见证了中国军人铁血抗战的精神，也暴露出中国政府最高领导层在对日作战战略上的缺失。一城一地的拼死防御不但让中国众多名城惨遭战争蹂躏，也几乎耗尽了中国军队的实力。
然而，中国政府和军队终于在战争中成长。当日本试图“发动攻略汉口之战，使其成为战争一决雌雄的最大机会”后，蒋介石国民政府终于认识到“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
为此抛弃过去的教条，同时部分发动群众的抗日热情，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同时跳出城市防御的桎梏，将防御作战推进到武汉外围的广阔战场。
武汉会战这场抗战史上中日双方规模最大的会战，中国军民在历时4个多月的血战中，以40万人的伤亡，造成日军近10万人的死伤，不但粉碎了日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也鼓舞了全国抗战的热情。
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少将高参、后曾协助薛岳取得第三次长沙大捷的赵子岳高度评价国民政府在武汉会战的战略决策:“综观武汉会战，我军不在武汉城内弹丸之地作困兽之斗，而在武汉外围的广阔天地进行灵活、坚强的作战，予日军以重创，作战逾4个多月，竟无一个整师被歼灭，这都是由于统帅部正确的战略决策而来的。”
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牺牲和胜利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近卫文磨的致命失策——和国民政府的坚持抗战
1937年12月，日军攻克南京，日本对中国政府会乞降的幻想却因蒋介石的拒绝而遭破灭。日本首相近卫文磨一气之下，在1938年1月16日向全世界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在此后进一步声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日本“绝对不容许第三者出面调停”。
战后的日本人认为，这是日本在战争中最为愚蠢的战略失误。没有任何退路的国民政府在1月1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迅速刊出蒋介石对日本近卫文磨声明的反应，措辞强烈地表明了中国将继续抗日的立场:“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用全力以维护中国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接受，同时，在日本占领区域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篡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对于日军而言，战争的接连胜利进一步激发了军队对中国的蔑视和对武力的狂热。早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大本营就开始研究所谓“攻占汉口作战”。日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对于攻占武汉的建议是:从历史看，只要攻占武汉，就能支配中国，通过武汉会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大半的目的，只要控制了武汉，即可以把蒋政权逐出中原，“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1938年5月徐州会战一结束，日本方面即决定于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所有在中国大陆作战的部队停止回国调动，国内继续动员增兵40万人，并拿出32.5亿日元的作战费用预算。
日军规模庞大的“汉口会战”的另一个目的，正如日本天皇裕仁在武汉会战前的御前会议上所说，为了给国民政府最后致命的一击，迫使中国投降，不愿再见到“帝国雄狮百万受制于中国”。为此，日本“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文件这样记载。据战后发现日军文件证明，连日本本土仅留的一个近卫师团，也待命随时增援武汉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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