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袁隆平心怀感激和敬重，萌生了自费为袁隆平雕塑一尊汉白玉塑像的念头。为了弄到袁隆平的照片，他给袁隆平写了一封信，收到曹宏球情深意切的信后，袁隆平请同事回了封信。袁隆平在回信中说，“你和广大农民的心愿，在我看来，比诺贝尔奖还更荣耀。你们的这份情我就领了，但我为人民为国家做一点贡献是就应的……因此，请你千万不要把钱浪费在为我塑什么石雕像上，我实在受不起你的这种厚爱。请你尊重我的意见，并恕我不给你寄照片。”
之后，曹宏球为了表示对这位“米菩萨”的崇敬之情，他自己拿出五万元的积蓄，请人为袁隆平雕塑了一尊真人大小的汉白玉雕像。在竣工时乡亲们放鞭炮，扭秧歌，还在雕像前供上象征长寿与祝福的寿桃果品。在乡亲们眼中，袁隆平是恩泽乡里的米菩萨。袁隆平听闻之后很不高兴。但之后听说曹宏球家因为自然灾害而陷入困境时，袁隆平赶紧让人给他送去了两万元钱。而因为日晒雨淋，曹宏球无力维护雕像，这位老实的农民只好又跑来长沙，期望袁隆平能资助一下，但这回他却碰壁了，袁隆平听说是要钱维护雕像，他坚决不同意给一分钱。
袁隆平的故事（八）：花钱“抠门”
2001年12月初的一天，袁隆平刚结束对委内瑞拉的应邀考察，就乘飞机直抵香港，出席被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理学博士的仪式。平时穿着极随便的他根本没带领带，为了出席正规场合穿西装配领带，他就和同行的人上街买领带，同伴都劝他买条金利来领带，他嫌贵，不肯买，拉着同伴到地摊上去，买了一条花100元港币能买到6条的领带。他拿过领带，在胸口上比试着，笑笑说：
“蛮漂亮嘛，怎样样，精神吧，这叫价廉物美，比名牌差不到哪里去，来来，你们都来买……”
“不买，不买，袁老师，你当然，身份不一样，再差的东西穿到你身上，都成了名牌，我们不行啦，要靠名牌撑门面。”
见同伴都不愿买，他只好自己买了几条，调侃道：“哦，我晓得了，你们不买是舍不得掏钱，我老袁大方得很，见人白送一条，怎样”
当时，袁隆平的三儿子和三媳妇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听说此事后特意上街买了条金利来领带，晚上到老爸下榻的宾馆给他系上，嘱咐老爸明天出席仪式时，系他们买的这条，但第二天，他还是系上了自己在地摊上买的那条，到香港中文大学去了。事后，他将儿媳买的那条领带留给了儿子。
或许有人会说，花自己的钱，当然心痛啦，花公家的钱，就不一样。此言差矣!就应说，他花公家的钱，比花自己的钱更“抠门”。他是全国政协常委，2006年2月25日，他乘飞机到北京去开3月3日召开的每年一度的“两会”，出发前，他就“沉下”脸交代买机票的人：
“别买头等舱，就买经济舱，就是买了头等舱，你也得去退掉。”
原先，有一次买机票的同志思考他工作连轴转了几天，为了让他在飞机上休息得舒适一点，就买了头等舱。登机前，他才发现是头等舱，硬逼着送行的秘书退掉头等舱，换了经济舱。上机后，头等舱里空着位置，加上空姐熟悉他，尊敬他，请了他几次去头等舱，既然不花钱，他就去了头等舱。事后，身边的同事笑他专坐不花钱的头等舱，他说，空着也是空着，浪费资源可惜。
袁隆平这位“中心”主任坐飞机花钱“抠门”，审批费用更“抠门”。当初，“中心”建好分子实验楼装修铺地砖时，经办人递交给他一份购物清单，他一看，一块600x600的地砖单价50元，嫌太贵，便仔细询问怎样回事，经办人回答说，分子实验楼搞实验时经常用化学溶液，而这种地砖防酸、碱，防腐蚀，防滑，材料不一样，所以价钱就贵。袁隆平这才同意购买。
袁隆平的故事（九）：中国最富有的“赤贫者”
跟袁隆平很亲近的人说，袁隆平穿着很随便，一点也不讲究。
有一段时间，他的购物欲十分强烈，每到星期五下午，就要到商场去购物。可他有一个“怪癖”，专挑便宜货买，价钱高的东西他不感兴趣。有一天，他与夫人邓哲逛商场，看到货柜里有打折到10块钱一件的衬衫，他说，太便宜了，加2块吧，12块一件。售货员笑着说，你这位同志真怪，人家买东西讨价还价，你却往上加，不可理喻，不可理喻。他以笑作答，一口气买了10多件，“这样的衬衣好，下田的时候穿起来方便，不用担心弄脏了。”他对夫人笑笑说。深知他生活习性的邓哲不多说什么，只报以莞尔一笑。
他穿的最贵的西装，不会超过800元；他买皮鞋不会超过200块钱，什么意大利的“老人头”、“鳄鱼”牌等大牌服饰，他觉得这些昂贵的“奢侈品”穿在身上反而不舒服、不自在。但是，中国颇具权威的评估机构报告称，袁隆平的身价为一千多亿。如此看来，就个人的物质财富而言，除了他脑袋里的智慧和知识值钱，袁隆平确实是中国最富有的“赤贫者”了。
然而这位最富有的“赤贫者”对自己清心寡欲，却对社会极慷慨、极具忧患意识，至今，他将所获的12.5万美元世界粮食奖的奖金，捐赠给了由他发起成立的科技奖励基金会，以扶掖新人……
袁隆平的故事（十）：“装修要花钱，何必浪费呢”
由于工作需要，院里几次决定给袁老师换大一点的办公室，再装修一下，但袁老师不同意，说：“这间办公室蛮好嘛，我都习惯了，有感情了，再说，装修要花钱，何必浪费呢。”大家拗但是他，只好算啦。袁隆平是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手里每年掌握着几千万元的经费。按理说，像他这样的身份，弄一间大一点装修得像样一点的办公室于公于私都在情理之中，但他就是不同意，让人在当初的不理解之后，幡然顿悟，这就是袁隆平的本色，“梅花本高洁，香自苦寒来”。
袁隆平的故事（十一）：袁隆平励志故事篇
1949年8月，19岁的袁隆平高中毕业，他决定离开南京，励志回重庆去读农学院。到了西南农学院，他更是过得自在，期间只有一次辉煌：救过一个人。他编的考分歌谣在班上流传："三分好，三分好;不贪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考。"
1953年8月毕业，全班同学都被分到了全国各地，最远的是到新疆去研究哈密瓜。袁隆平到湖南省农业厅报到后，就坐着烧木炭的汽车一路颠簸，到了离黔阳县城安江镇4公里外的安江农校。
这一呆，就是16年。
这个从大城市来的年轻老师上的课让学生喜欢。"他上课上得好，下课还跟学生玩，"当年的学生回忆说，"他不讲究那么多，黑板写满了，他把手一缩，抓起袖子就擦。"
试验逃过劫难
1960年7月，袁隆平以前在学校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稻"，鹤立鸡群，穗大粒大。但是，第二年，"大水稻"的种子播下去，结果，高的高，矮的矮，产量都很低。
但是，这株天然杂交稻启发了他：用人工杂交的办法，能够培植高产的杂交稻。
勾腰驼背埋在稻田里的袁隆平，在1964年和1965年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稻株。
在60个瓦钵里面倒腾了两年，培育成功"雄性不育系"后，1966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的院刊《科学通报》上，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这是中科院《科学通报》在"文化大革命"停刊前的最后一期。恰好给国家科委九局的一个领导看到了，就发函下来，要求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试验。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白专典型"袁隆平未能幸免，他的几十个"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被"彻底砸烂"，捡回来的几兜秧苗就悄悄藏在学校后面的臭水沟里。
就在要被抓进"牛棚"的时候，工作组却从学校档案里面找到了那封公函。
袁隆平因此化险为夷，反倒成了保护对象。更令他惊讶的是，省科委还将"水稻雄性不育"列入科研课题，拨给他科研经费600元，两名"社队来社队去"的学生也被同意留校当他的助手。
但秧苗却再次被毁。1968年5月的一天，试验田被人踩得稀烂，秧苗被拔光。从田埂边的污泥里，他又捡回了5根半埋着的秧苗。让助手尹华奇感到惊讶的是，袁隆平继续干活，丝毫没有追究是谁干的，"他是那种摔摔打打都不记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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