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苏州有个代表团到香港举办食品展览，地点在裕华国货公司四楼。
我让彭燕燕打个电话问邓丽君想不想去看看？邓丽君一口答应。翌日，我们陪她到了裕华，服务员端来了几盘苏州糕点。邓丽君显得很开心，吃了不少。离开时，裕华的余老板给每人送了一斤茶叶、一份糕点。我把我的那一份转送给邓丽君，她毫不客气地收了下来。在走向电梯时，她忽然回过头，又到几位糕点师傅跟前握手致谢。我注意到这个细节，这表现了邓丽君的礼貌与素养，也显示了她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尊重。
当天晚上，邓丽君打来电话，说她想请苏州客人吃饭，要我替她约定个时间。我因为忙于其他工作，便请彭燕燕代为安排。这次邓丽君设宴在天香楼，是一家菜价很贵的酒楼。她对客人非常热情，并宣布说：“我现在打算在苏州买套房子，将来我要住在那里，每天喝龙井茶，吃你们的糕点，该有多好！”
内地的改革开放，给邓丽君带来了新的希望。她几乎凌乱地给自己编织了许多的梦：驻足长城，憩息水乡，仰望故乡明月，倾听西部天籁，当然更多的是在亿万歌迷的掌声中，再现风采，再铸辉煌。她的梦并非太虚幻境，而可能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只是由于有一个无形的网笼罩着她，她始终无法冲破。
有关邓丽君歌曲解禁的传说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我们与邓丽君的联系渐渐变少了。但她的美好形象在我的脑海内久久不能消失。
我记得，邓丽君的歌曲是在文革后期传入内地的。那时大多数人家没有录放机，不具备听歌带的条件。邓丽君的歌曲是口头传播的，传播很快，特别是像《阿里山》一类的歌，不少人都会哼唱，上头发现后，即下令禁止传播。当时说邓丽君的歌是“黄歌”，是“靡靡之音”；还讲邓丽君参加过国民党的“劳军”活动，是的。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条禁令仍未废止。
到了1984年，情况起了变化。从内地到香港的人员纷纷争购邓丽君的录音带，这说明海关已经解禁。于是，邓丽君的歌曲像野火春风般在内地传播开来。
这只不过是关系到一位歌星的事，但人们似乎赋予它深层次的含义，把它看作是内地社会更加开放，文化上更加宽容的象征。因而在香港引起了种种传说。一种传说是：有个中学生直接写信给，问为什么要禁邓丽君的歌曲？小平同志在信上批了一句话：“我也喜欢听邓丽君的歌。”另一传说是：在接见香港立法局议员邓莲如时说：“香港有个邓莲如，台湾有个邓丽君，我们都是本家。”这些传说无从证实，但肯定有附会的成分。
种种传说虽无从证实，但“解禁”却是明白无误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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