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对南非的改变
曾经的南非是一个奇异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白人统治和种族隔离制度历时300余载，可谓根深蒂固，白人政权掌握着号称“非洲唯一发达国家”的南非国家机器、金库，和在非洲南半个大陆足以睥睨一切的强悍军事力量。他们之间并非铁板一块，说英语的南非人和说荷兰语的南非人，因为昔日血腥的布尔战争，而有着深刻的矛盾，那场战争的失败者、丧失自己国家政权的、说荷兰语的布尔人，甚至比胜利者——说英语的南非白人，在种族隔离问题上更“原教旨”、更极端。但他们对黑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对种族隔离的拥护，却是如出一辙的。
与之相比，南非黑人历史上从未建立过统一国家，他们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上受制于人，许多人过着痛苦而麻木的生活，将希望寄托于天堂，即便少数具有斗争意识的南非黑人，也彷徨于“暴力”与“非暴力”，推翻南非国与重建南非国之间莫衷一是。他们中许多人心目中只有自己的部落、酋长，或满足于在与白人隔离的“黑人家园”中忍受虚妄的“独立自主”，或栖身于索维托之类白人城镇的黑人卫星城，用忍受歧视和欺凌，换取较其他黑人同胞更好一些的收入。
按照合众国际社一位资深非洲记者的话来说，当年的南非并非一个国家，而是三或四个国家：社区，商店，公交工具，都会被人为分为“白人专用”、“亚裔专用”和“黑人专用”，有些甚至还会在“黑人专用”中再细分为“文明的”和“不文明的”。南非最流行的运动——足球，同时拥有4个足协——1892年的“白人的”南非足协，1930年的南非印度人足协，1933年的南非祖鲁人足协（成员都是黑人），和1936年的南非有色人足协（成员是既非白人也非黑人、印度人的有色人种），而地位最高的体育项目——橄榄球，倒是只有一个协会，可这不过因为该项目完全被白人所垄断。
这种“不是一个国家”的种族间隔阂是相互的：一方面，白人不把黑人当成同胞，他们甚至在圣路易斯世博会上，将黑人当作“展品”公开陈列;另一方面，黑人也不把“白人的国家”当作自己的国家，曼德拉早年投身革命时，就曾痛切地看到，大多数战友在电视里播放橄榄球比赛，南非队失利时，会发出阵阵欢呼。
正是因为曼德拉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
即便在上世纪50-60年代，他率领非国大从事反种族隔离武装斗争之际，便有别于其他黑人领袖，将南非当作自己的国家，而不仅仅是“黑人的国家”;1962年他被捕入狱，其后在与世隔绝的罗本岛服苦役18年，整个牢狱生涯更长达27年，正是在这漫长的27年里，他反思，总结，并和狱友们探讨、争论，逐渐统一了非国大领袖们的认识，将建立统一的、多种族平等相待的“彩虹国”、“新南非”，而非在“白人的南非”之外或废墟上，建立一个“纯黑人家园”，当作斗争目标。
他在看橄榄球赛时劝说战友们为南非队加油，曾被怀疑“立场不坚定”;他建立“彩虹国”的新政治目标，更一度被认为迂阔而不切实际，不同色彩和谐共处的“彩虹国”，仿佛注定只能存在于幻想中。谁又能想到，他和同时代无数黑人、白人、其它有色人种中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顽强奋斗，竟真的能让“彩虹国”从天上降临人间？
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曾被许多国家视作“恐怖暴力团伙”的非国大，才能升华为一个主张建设各种族和谐平等，追求民主和平的、为世人普遍认同、同情和接受的主流政治力量;也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曾被摒弃于非洲一体化之外，为文明社会所排斥的“旧南非”，才能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在非洲和国际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受人尊重的新南非。
一些观察家认为，曼德拉在狱中长达27年，错过了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最激烈、最关键的运动阶段;他当选总统时已77岁高龄，且缺乏必要的行政治理经验，未能让原本号称“非洲唯一工业化国家”的南非保持昔日的经济光环，甚至最引以为豪的“彩虹国”理念和种族平等，也因“新南非”不断发生黑人与白人、本土黑人与移民黑人间的冲突，而蒙上许多阴影。在他们看来，从这些事实可以推断，曼德拉的政治生命并非十全十美，很多时候他仅仅是一个象征和符号，而非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政治人物。
正如许多人所痛切感受到的，虽然地覆天翻，南非却依旧有“黑”有“白”，人们不论从政、做生意，首先需要想到的还是肤色，尽管原先的“白人优先”在南非某些领域（尤其政治领域）变成了黑人优先，尽管如今这些优先权是依靠一人一票、合理合法的程序获得的。
不仅如此，自种族隔离时代结束后，南非本国，以及许多国际社会人士都为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彩虹国”建立而激动不已。但平等仅仅在政治层面上实现，而远未落实到经济层面，一方面，白人和外国投资者抱怨南非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劳动效率和社会秩序大幅降低，在南非投资变得无利可图，另一方面，非国大和南非政府又不得不面对黑人和激进工会群体越来越强大的压力，要求通过更强硬的手段，实现经济资源的“平等分配”，让黑人获得和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地位。
然而这一切并不能苛责曼德拉：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但也仅仅是一个人，是“彩虹国”的缔造者，种族平等的倡导者和开拓者，是“创业者”，他已成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面的事，应由后来人去接续。
在约翰内斯堡的卫星城、“黑人之都”索维托，镌刻着曼德拉的名言：“让黑人和白人成为兄弟，南非才能繁荣发展”，曼德拉改变了南非，但他的生命是有限的，他未完成的心愿，还有待今天和明天的人们去携手完成。
南非对曼德拉的改变
改变是相互的，曼德拉改变了南非，又何尝没有被南非所改变？
曼德拉本人也坦承，自己在入狱前确曾认为，南非共和国是白人压迫黑人的统治工具，除了推翻它，建立黑人当家作主的新家园外，黑人别无翻身可能，而在种族隔离政权的暴力和重压下，黑人除暴力反抗外别无出路。据喀麦隆《新思想报》回忆，1996年7月曼德拉途经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去伦敦访问，特意停留一天，在喀麦隆国会发表演说，演说中，他回顾了当年领导“我们的矛”进行武装斗争的历史，指出自己在策划武装斗争阶段，阅读了毛泽东、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书籍，并竭力了解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和喀麦隆、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获得独立的历史，并特别强调曾受到喀麦隆独立运动时武装斗争的组织“喀麦隆人民联盟（UPC）”启发。从50年代末肯尼亚的“茅茅运动”起，至延续最久的纳米比亚独立斗争止，通过流血手段谋求反殖民、追求民族解放和独立，就始终是黑非洲独立运动的两个主旋律之一，身为泛非主义忠实信徒的曼德拉，和他所领导的泛非主义组织——非国大，当然不可能免俗。
然而和同期许多独立运动领袖，及曼德拉的许多战友不同，曼德拉的政治生命是在不断成熟、成长中与时俱进的。当他的战友们还将南非国家本身视作种族主义统治工具，将斗争目标定位为建设“没有白人的黑人家园”，他已开始朦胧产生“黑人也是南非国家的一分子”概念，开始将南非称为“我们的国家”;当被捕入狱、与世隔绝20多年的他神奇地感觉到，时代变了，打破种族隔离藩篱不再只有希望渺茫、牺牲巨大的暴力一途时，他便竭力说服狱中同伴，帮助非国大和反种族隔离运动向谋求“和平与自由”的道路转型，并最终修成正果。
在曼德拉入狱前，他领导的反种族运动声势不大，成效不高，此后又长期身陷囹圄，几乎与世隔绝。但正是漫长的牢狱生涯，令他有机会将原本四分五裂、见解分歧严重的非国大和反种族隔离阵营协调、统一，为了共同目标携手奋斗，也正是在这貌似与世隔绝、无所作为的27年里，他、非国大，乃至整个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政治生命都焕然一新。
从塞古。杜尔到布迈丁，从恩克鲁玛、卢蒙巴、蒙博托到埃亚德马、穆加贝，众多信奉泛非主义，领导本国人民反殖民、谋独立的非洲民族领袖，在登上权力巅峰后，都会不同程度染上自我神圣、大权独揽、拒谏饰非等毛病，或揽权终身，或被政变推翻，好不容易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国家及其人民，也因此一次又一次蒙受新的苦难。
曼德拉同样是泛非主义的信徒，在被捕入狱前，他的行为方式、组织与斗争，和上述非洲领袖间很难看出有什么不同。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生涯和思考阶段，让他的理念焕然一新。1994年他以77岁高龄当选“新南非”总统，成为南非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3年后他便主动宣布“不再谋求连任”，1999年任期届满，便真的功成身退，从此深入简出，甚至很少接“政治电话”，成为一个彻底的退休老人，令“新南非”真正实现了和平过渡和民主转型。尽管此后他也曾在2007年发起成立由知名退休政治家组成的“国际长者会”，积极调停多起国际纠纷，并对南非和国际事务作出直言不讳的评论，更在2009年非国大因内讧而濒临选情危机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出面为与自己并非属同一派系、却承继了非国大“正统”衣钵的现任总统祖玛“站台”，令非国大有惊无险地渡过难关，但所有这些，不过一位德高望重的退隐人士、一位有国际声望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利用自己的余热，在政坛偶露峥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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