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曼德拉也就逐渐成了中国传媒上常常挂念的外国名人，成了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几个外国人姓名之一。
当时有此待遇的，还有西哈努克亲王、阿拉法特、齐奥塞斯库、铁托、尼雷尔、卡翁达等几位。和这几位相比，中国人对曼德拉的印象，恐怕是最模糊的。
首先，前面几位“老朋友”都是60-70年代、甚至更早就在中国“声名远扬”（尽管个别人如铁托，最初是当作“反面典型”来报道的，而曼德拉作为“南非人民反抗斗争的代表人物”被指名道姓，不过是80年代开始的事;其次，上述“老朋友”常来常往，有些甚至一直住在中国，就算来得不多，也能经常在纪录片、电视新闻中亮个像，而曼德拉却一直呆在牢里，中国人只闻其名，不睹其人。
这一阶段频频在中国“上镜”的“曼德拉”，是曼德拉的第二任妻子温妮。曼德拉，在新闻联播里她时而走在示威队伍前列，时而在死难黑人葬礼上大声疾呼。她和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图图主教，成为当年“最上镜”的两位南非人——第三位是作为“反派”亮相的南非白人政权总统博塔。
当然，这一时期也开始出现系统介绍曼德拉本人世纪的文章。1983年，《环球》杂志一篇介绍曼德拉如何从黑人精英幻梦中惊醒，投身反种族隔离的长文，恐怕是国内最早的相关文章（尽管许多地方以讹传讹，和事实有出入），此后这类文章逐渐增多，《参考消息》上关于曼德拉的外电文章也多起来。
然而这一阶段，国内传媒所塑造的曼德拉，是勇于和种族隔离政权斗争的战士形象，强调其“不屈不挠”、“勇敢坚定”是主流，并辅以当时几乎每周都可看见的索维托等地黑人斗争、遇害和葬礼场面，给人的感觉，是曼德拉仍然奉行暴力斗争、推翻种族隔离政权的入狱前路线。事实上此时的曼德拉在狱中经过反思，已和同在狱中的战友们重新制订了以和平、自由为主要诉求，追求各种族在“新南非”同一片天空下共存的“彩虹国”理念，并逐渐为世人所了解。不过由于这种有选择的报道，国人对此知之甚少，其心目中的曼德拉形象，如今看来更接近入狱前的曼德拉，或当时的温妮。曼德拉。
第三阶段：光辉岁月的彷徨
1985年以后，南非白人当局对曼德拉的管制逐步放松，国人逐渐了解了更多曼德拉的最新思想和斗争目标。
不过此时正是中国国内思想开始活跃、多元化思潮兴盛之际，人们有了更多看世界、了解世界的机会，而不再将目光局限在几个熟悉的“老朋友”身上，本就是“老朋友”中最不知名人物的曼德拉，其“回头率”也因此并无大的起色。
此时娱乐文化的兴盛，帮了曼德拉的大忙。
1987年，荷兰球星古力特获得世界足球先生，这位同时也是摇滚明星的球星是曼德拉的拥护者，在金球上刻上曼德拉的名字，还创作了歌颂曼德拉的歌曲，这一消息被当时开始活跃的国内体育媒体刊登，吸引了更多普通中国人的关注;1990年，香港乐队Beyond发行了至今脍炙人口、献给曼德拉的歌曲《光辉岁月》，这首歌轰动整个华人乐坛，成为当时中国国内年轻人、尤其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传唱广泛的一首歌，原本苍白的曼德拉形象，也便在《光辉岁月》的歌声中，逐渐变得血肉丰满。“老革命”的“旧版”形象，也就此让位于“和平、非暴力、种族大和谐”的崭新“彩虹”形象。
可以说，正是这种从“老革命”、“老朋友”，到大众偶像的悄然转型，彻底颠覆了曼德拉在国人中的传统“定式”，也让他在很短时间内，从“老朋友”中的边缘分子，一跃而成中国人中最知名的南非人。
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获释，3年后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94年5月9日，他当选“新南非”第一任总统，成为该国历史上首位有色人种总统，这完美的一笔，完成了曼德拉新形象的塑造。而他在橄榄球世界杯上拥抱白人队长，在争取南非世界杯主办权上的努力与成功，他对和平、非暴力的追求与向往，对霸权主义的谴责，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则让这种形象更加有“质感”。
尽管人们后来知道，曼德拉在治国方面缺乏亮眼业绩，“彩虹国”里黑人赢得了政治地位，但在经济上却出现了滑坡，族群割裂、族际暴力依旧多发，南非成了治安“黑洞”，非国大也在他隐退后，出现了危险的内讧和分裂。不仅如此，他的家庭也出现许多问题，妻子温妮因刑事罪被判刑入狱，他离婚、再娶，儿女们的命运也一言难尽。
但此时的国人已逐渐学会了换位思考、多元思考，他们知道，伟人也是人，是人就不可能十全十美，作为承前启后的开拓性、过渡性人物，曼德拉已做到很好，不应把太多转型后的责任和问题，强加到这个当选时就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身上。对于曼德拉的家庭生活，人们也更多给予宽容和理解，并更加喜欢这个因远离权力和喧嚣，而变得更率性、更可爱的老人。
2010年7月，当世界杯闭幕式在南非举行，久违的曼德拉出现在体育场看台上之际，在场和全球电视机前的无数观众，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此时此刻，曼德拉的公众形象，已悄然升华到新的高度。
然而在这一阶段，官方的“曼德拉声音”一度陷入彷徨，时而热烈亲切，时而顾左右而言他。
这和曼德拉在台海两岸间的摇摆有关。
或许是由于闭塞了27年之久，曼德拉对当时台海两岸的“外交战”完全不能理解，执着于“双承认”。1992年10月他访问了北京，获得中方1000万美元援助，次年7月却又去了台北，台北方面给出的援助，是耐人寻味的1100万美元。
已是古稀老人的曼德拉恪守“道德原则”，认为“刚拿了人间的钱就断交不仗义”，且仍对“双重建交”抱有一线幻想，这种微妙关系，显然对中国官方对曼德拉的“定性”构成了很大难题。
僵局一直持续到1996年底才打破：由于1997年7月1日香港将回归，届时倘中国和南非仍未建交，地位重要的南非驻香港总领馆就不得不关闭，曼德拉经过“长考”，宣布“不晚于1998年1月1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双方的相互谅解下，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后，南非驻港总领馆并未关闭，当年12月28日，中国外长钱其琛访问南非，12月30日共同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和谅解备忘录。
1997年对曼德拉是个意义重大的年份，这一年他开始交权，并宣布不再谋求连任，南非开始逐渐进入“后曼德拉时代”。或许是即将“无官一身轻”，尽管建交后留下的时间不多，但曼德拉却在中国官方外交舞台上“密集演出”，留下了宽广的人脉：1999年2月，胡锦涛副主席访问南非并拜会曼德拉;同年5月，曼德拉访华并会见江泽民主席;2000年4月，江泽民主席访问南非，并会见了前一年卸任的曼德拉。此后，尽管隐居的曼德拉扬言“不喜欢接电话”，却仍多次和中国领导人通话、交谈。
如今，曼德拉波澜壮阔的一生行将掩卷，他和中国的渊源却仍引人入胜：在非洲乃至世界范围内，他是为数不多、得到官方与民间，以及不同派别的中国人普遍认同、赞赏的政治家，并拥有文体明星般的号召力和知名度——而这一切，却是“起跑落后”的背景下，仅用了20多年时间便悄然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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