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隔离制度的垮台，令黑人在政治上获得当家做主的“解放感”，但在经济上却是另一种概念：新政权上台后，虽然在民主和法制建设上获得巨大成就，但仅就行政效率而言却不进反退，国内治安和投资环境恶化，企业回报率低下，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最低时也高达23%,高时有40%,个别省区（如夸祖鲁-纳塔尔省）一度高达70%,贫困人口占总人口43%.一些白人上层抱怨“黑人还没有我们当家时赚得多”，甚至许多下层黑人也认为，自己 “赢得解放，却失去饭碗”。
这样的局面不论南非白人或黑人、精英或草根，显然都是不能接受的。一些政治人物和派别力图将矛盾转嫁到外来资本、外国产品和外国人身上。不久前被刺的白人极端主义领袖特雷布兰奇等右翼白人声称，南非弄成这样，证明黑人的确不具备治国能力，认为出路在于确保和恢复南非白人的特殊利益;一些黑人工商界精英认为，来自亚洲的资金、产品冲击，才是南非经济问题的罪魁祸首，因此将矛头对准亚洲资本和产品，主张严格限制亚洲国家对南非投资，对亚洲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前总统姆贝基曾指责中国“将非洲当成原材料产地和廉价商品倾销地”，由黑人精英组成的南非民主联盟政治家、纺织业大亨麦克泰森在大选期间抨击对手非国大从中国订购竞选T恤，声称“中国人多一个就业机会，南非人就少一个”，因卡塔自由党政治家穆西比则干脆抨击非国大利用“出卖订单”，向中国、印度等外国势力“交换政治和金钱支持”。一些更激进的黑人团体则将怨气发泄到邻国来南非打工的黑人头上。
曼德拉憧憬的“彩虹国”，他不惜坐牢，毕生奋斗的美好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种族隔离、没有种族歧视的新南非，而不是如今政治上从白人优先变成黑人优先，经济上则白人与黑人、本土黑人与外来黑人相互指责的“彩虹国”。当人们对现实中“彩虹”的不和谐感到失望，并进而对当今各派南非政治家感到不满时，曾一手缔造了“彩虹国”理念的曼德拉，就更令他们感到亲切和挂念。
不仅是南非一国。自反殖民运动兴起，“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泛非主义，就成为非洲各国众多政治家、理想主义者和普通民众的理想，他们希望统一的、各种族和谐共处的“新非洲”能够昂首挺胸，屹立于世界之林，和洲外大国、重要政治势力平起平坐。可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非统组织变成了非盟，而“非洲一体化”却进程缓慢，憧憬中的“非洲合众国”则更是水中月、镜中花，此时此刻，又有多少将泛非主义当作毕生理想的非洲人，对已处弥留、曾亲手打造“非洲合众国缩影”——新南非“彩虹国”的曼德拉，喟叹时光老人的吝啬？
南非、非洲，乃至整个世界，依然存在着种族、民族、宗教、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存在着暴力、隔阂与霸权主义，只要这一切仍然存在，曼德拉就会不断被一代代后来人想起、提及，他的历史生命就会永垂不朽。
人的生命终究有其极限，每一位、每一代政治家都有其历史使命，曼德拉在其政治生涯中，已成功扮演了“彩虹国”缔造者，和新旧南非政治过渡引导者的角色，对于他，人们无权要求更多，“新南非”、非洲乃至世界今天存在的种种问题，应由“新的曼德拉”——今天和未来活跃在政治舞台中心的新一代政治家，来承担，去完成。
曼德拉的生命已近尾声，“曼德拉的微笑”将永恒于天际，而现实中的人们，应携手努力，将其为之毕生奋斗的“彩虹”永留人间。
曼德拉的中国和中国的曼德拉
6月23日，南非官方在曼德拉因肺部感染入院治疗15天后，宣布其处于“弥留”状态，这意味着这位94岁高龄的老人，已走近其坎坷而辉煌一生的终点。
在今天的中国，说曼德拉是“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南非人名”恐毫不夸张：比他早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人、圣公会南非大主教图图，或和他同年获奖的、南非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德克勒克，都远不及曼德拉的知名度，现任总统祖玛和曼德拉的继任者、前总统姆贝基也同样如此。
但曼德拉在中国的独享大名，却不过是近20多年的事。曼德拉之认识中国，与中国之认识曼德拉，都有个漫长的过程。
第一阶段：落花真有意？流水总无情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很早就开始经营非洲，并成为非洲反殖民运动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中国和泛非运动间的渊源同样十分深厚，泛非运动的几位领袖人物，如几内亚开国总统塞古。杜尔，加纳开国总统恩格鲁玛等，和中共老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有着密切的公谊和私交。
对于南非这个特殊的非洲大国，中国的关注是极早的。目前能找到的、中国领导人关于南非的最早一则互动文献，是1952年1月19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致南非印度人大会会议联合书记加查里亚和密丝特里的，全文为“我代表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南非的非白色人民（包括印度人及其他亚洲人民）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与争取基本权利的正义斗争。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完全理解并深切同情南非的非白色人氏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苦难，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在持久不渝的斗争中求得自由幸福与解放。我预祝大会对反迫害与反暴政的民族解放事业有所贡献，并获得成功。周恩来”。此时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过两年多，而普遍被认为系中国和非洲政治、经济正式交往开始曲的周恩来-纳赛尔会面，和中国从埃及商人昆地处购买棉花，则分别是1955年4月和1953年4月的事。
此时曼德拉已开始积极投身反种族隔离运动和泛非主义运动，并在加入非国大的南非共产党总书记莫塞斯科。塔奈建议下，阅读了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的书”。他唯一的自传《漫漫自由路》称，在这一阶段，他阅读过《红星照耀中国》，并从中“看到了毛泽东的决心，和他非传统思想方法所取得的胜利”。日前喀麦隆《新思想报》刊出一篇回忆文章，记载1996年7月，曼德拉途经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前往伦敦访问，中途特意滞留一天在喀麦隆国会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坦承泛非主义和早期非洲各国武装反殖独立运动对他的影响和其实，他表示，自己在策划武装斗争阶段，阅读了毛泽东、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书籍，并竭力了解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和喀麦隆、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获得独立的历史，而组织非国大的武装“我们的矛”，则系受到喀麦隆独立时期武装组织“喀麦隆人民联盟（UPC）”启发。
从这点上看，在谋求武装斗争的阶段，曼德拉汲取了毛泽东著作中的某些元素，尤其坚定了其对武装斗争本身，和“非传统思想方法”的信念。但他所能提及的毛泽东著作，仅限于《红星照耀中国》等粗浅、有限的版本，并未受到当年在黑非洲到处散布的“小红书”等影响，今天国内某些以左派自居的团体、个人，将曼德拉称为“资深毛粉”，显系夸大其词。
而在中国方面，尽管和南非反种族歧视团体接触和交往很早，但在“反殖反霸”的50-60年代，和“三个世界”的70年代，非国大都远不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当年汗牛充栋的《读报手册》、《各国概况》，前者对非国大只字不提，仅谈及“南非广大黑人的英勇斗争”，后者也仅将非国大混在一系列“群众斗争组织”中一笔带过，两本书均未提及曼德拉的名字。
不仅如此，从目前寻找到的资料看，毛、周、陈毅等非洲人较熟悉的中国老一代领导人，也绝少提及曼德拉，这和当时动辄上《人民日报》和《新闻简报》的黑非洲各国领导人、斗争领袖名字相比，着实“关系太一般”。
究其原因，恐与南非和中国在这一时期官方联系几乎为零，而曼德拉又于1962年早早入狱有关。曼德拉在被捕前未到过中国，未见过中共领导人，其“武装斗争”刚开了个头就遭受重挫，与此同时，反殖独立运动却在非洲其它角落如火如荼，许多国家纷纷独立，不少独立后的国家政局又动荡不已，这些无疑都令当时的中国更为关注。此外，曼德拉的“剥削家庭”出身，以及他未明确表现出“背叛出身阶级”的“革命觉悟”，恐也未必合当时中国官方的胃口。
在这一阶段，中非民间交往尚处于极低水平，大多数人对非洲的了解非但是粗浅的，而且是灌输性的，官方信息中几乎看不见曼德拉的名字，民间又何从得知？
第二阶段：逐渐熟悉的名字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国际新闻的视野也逐渐拓展，南非非国大的斗争逐渐成为《新闻联播》和各报刊国际版时常出现的话题，“释放曼德拉”这一“斗争主线”自然也顺理成章地被屡屡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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